当然，我们也不能断言AI绝对不会产生意识、强人工智能一定不会出现，但从计算机结构、AI技术范式以及心智哲学的研究来看，机器从当前的识别走向理解，从逻辑走向思维甚至产生意识，即便人类上下求索，也是长路漫漫，就连看起来最容易突破的、不以智能为目标的无人驾驶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完善。

形象一点来说，现存的社会现象只是一粒种子，为了确保它在未来世界中长成人类需要的模样，必须借助未来法学这把剪刀加以裁剪，方不至于任其野蛮生长，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微软小冰出版了《阳光失了玻璃窗》诗集，使得一直被视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文艺创作领域，也开始有了机器人的参与。

因此，即使进行利益平衡，很多时候也难以全面地把握利益的构成方式，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平衡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由此可见，未来法学的研究必须要正视人何以为人这一终极问题。这样，一切皆被纳入可数据化、可分析预测的理性分析范围，自由意志就不再自由，每个人就变成了真正的透明人。一方面，如何协调自然人、人工智能、人机结合的人以及通过生物、医疗技术改造过的人等多元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将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法律规整的结构决定我们在规整目的选择上，应当避免为了监管而进行法律规整。

为了确保分配规则的合理性从而可以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就不得不对各种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利益进行排序，从而大致确立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一方面，无论是一个群体还是作为一个个人，其行为模式和偏好都可能通过海量数据被分析获得，人的消费、选择很可能是被诱导而做出的，而非真正自由自主的选择。邓小平有关制度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党风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的开拓性创见，奠定了党的治理制度化、法治化的理论基调。

作为与国家法并行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在行为指引和制约权力等方面发挥着广义法的作用。制度治党中的制度是指党员和党组织必须遵守的包括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所有的党的规矩。于党员而言，可适用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五种纪律处分措施。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合力构成了建设现代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基础。

上述党内法规共同构成了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党的工作机关的职责及运行的制度体系。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具体而言： (一)党的组织法规制度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是有关党的各级机关组织设置、基本职责、运行方式的主体性党内法规的总称。从形式法治理论来看，形式合理性包括法的语言、逻辑、结构、体系等形成一个协调的制度秩序，法治最终归结为规则。摘要：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合力构成了建设现代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基础。

因而，依规治党是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政党的权力来源以及权力行使的目的均在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尊重和支持。上述诸规范共同构成了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依规治党概念的提出，既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理念的重大创新，也是法治思想与理论的重大创新。当前，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以上述三类法规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法治的文本前提。对党的领导干部给予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的问责方式。

通过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的合力作用实现法治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富有成效的探索。党的保障法规制度主要由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干部的考核制度、党员的奖惩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机关运行保障制度和制度建设保障制度等制度组成。在他看来，法治的双重含义在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就国家法而言，与党内法治实现直接相关的国家法律主要集中在与行使公权力相关的公法。宪法统摄下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实现党内法治提供了制度基础。坚持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建党九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

它是指运用规章制度来引领和保障我们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实现党的建设制度化，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监察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依规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

从其法理意涵、历史源流、制度基础、实施机制与法理价值诸多方面考察可知,党内法治具有法理正当性。二、党内法治的法理意涵 (一)党内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人类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创造的最为重要的观念和制度发明。

就国家法律而言，以《监察法》、《刑事诉讼法》为代表的与行使公权力相关的公法主要借助于国家监察、行政和司法体系予以实施，这是实现党内法治的重要法律保障。依据《监察法》及其配套规范，对于一般违规或违纪问题，适用党内纪律处分。

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是党组工作方面的基础性主干党内法规，是党组设立和运行的总体依据。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监察法》的规定，对于以巡视、报案或举报等方式发现的问题和线索，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纪委或监察机关应作出分类处置的决定，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的决定。另一方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既是《宪法》的规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基本要求。鉴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二)党内法治的稳步发展和全面深化阶段(1949—)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相应地，党内法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党内法治的制度表达及实施方式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二)监督的对象和事项 一般意义上讲，党内监督的对象是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与活动以及全体党员的行为。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根本的保证。

第二，党内法治有助于实质性地推进法治中国的实现。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就党内法规来说，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核心，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主体构筑了党内法规实施的制度体系。党内法治是经由纪检监察机制实施宪法统摄下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所达致的善治状态。因此我们主张，从严治党的核心问题是治理党员或党组织所行使的权力，惩治腐败的终极问题是有效治理权力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自此，依规治党成为实践全面从严治党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的重要制度途径。《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则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机关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的原则与程序，它是为规范党的工作机关而设立的基础性主干党内法规。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还可以施以纪律处分之外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等三种问责方式。从党内法治实现的制度基础看，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共同构成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规范依据，成为管党治党的双重制度体系。

通过制度来有效地规范权力行为，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或水平的重要表征。如果说党内法制的状况和法治化程度直接决定国家法治的状况和法治化进程，那么，以治权为内核的党内法治是法治中国的重要标志和核心内容。